上世纪三十年代的重庆大学校园里，有这样一位物理教授——他常蓄一字短黑胡须，前额饱满，略显光秃；着中式布衣，不讲穿着；身材高瘦结实，精神抖擞，言行敏捷。授课时，他往往口讲指划，引人入胜。

学生回忆起他来，说：“那时火箭技术和太空飞行只是少数人的理想，然而周先生能给我们讲清它的原理和实现的可能性，使大家感到听他的课是一件乐事。”

他就是周均时，重庆大学工学院第一任院长，并任数理主任和物理教授。

青年时代的周均时曾两度赴德留学，研究数学、力学、弹道学等学科。归国后，他怀揣着实业救国的理想，先后在上海、重庆开办工厂，但屡遭挫折。后来，在文教名流的劝说下，周均时走上教育兴国之路。

人们评价周均时是20世纪20-40年代极好的物理学教育家之一。他组织编译的《高等物理学》是当时中国高校物理教材中涉及领域最广、探讨内容最深的一本。他发表的《近世物理学中之电磁光浪说》一文，引介量子论等当时世界上前沿的物理学理论。他深知西方坚船利炮的实力，因此研究并向学生讲授弹道学。此外，他还是最早在中国大学讲坛上讲解火箭及其原理的物理教授。在他的带领下，许多学生方才领略到物理相关学科的奥妙，期待能以今日所学兴来日中华。

周均时不仅是一位爱国学者，还是一位民主斗士。在抗日战争进行时，他就和税西恒一起支持重庆大学的进步学生，并在江北盘溪建立了蜀郡中学。这所中学成为中共地下党据点，引导一批青年走上革命道路。抗日战争结束后，周均时毅然加入反内战、反独裁的民主运动中，成为文教界的民主斗士。1948年4月，中共地下刊物《挺进报》被敌侦破；同年8月，华蓥山起义受挫，川东、重庆地下党的组织受到破坏。在白色恐怖更加猖獗的局势下，周均时依然不畏强暴，积极开展民主活动。他直言：“文教界有识之士，岂可保持缄默，应挺身而出讲讲话，唤起广大群众觉悟。用各种有效方式打破国民党当局妄想期待美援，作垂死挣扎的美梦。”

1949年夏，国民党当局加紧镇压重庆学生和群众运动，形势更加险恶。周均时的朋友和家属为其安危考虑，都劝他“外出暂避一时”，甚至劝他躲到美国去。周均时斩钉截铁地回复：“眼看西南即将解放，多少仁人志士前仆后继，英勇斗争……我怎么能在这种紧要关头临阵退缩呢？”“没有现在，何谈将来？我要留下，因为我的事业在重庆，我不能走！”

世不可避，也不能避。这是他少年时就懂得的道理。他十几岁时在公塾求学，当时，反清志士邹容因著《革命军》一书被清政府逮捕入狱、残害至死。周均时立刻在全校师生宣讲会上，痛斥清政府的暴行。而如今，这么多年过去，他不再是当初那个率先冲上台慷慨陈词的学生代表——相反，他成了那个或将锒铛入狱的人。

周均时大概看出了命运的某些相似。相似的时运，相似的选择。过去，邹容前辈与没落腐朽的封建统治为敌，现在，他为争取民主而战。他少年时所景仰的谭嗣同，在大难来临时豪言：“程婴、杵臼，吾与足下分任之。”而周均时的战斗宣言是：“我的事业在重庆，我不能走。”这是不是大厦将倾时有志之士一以贯之的默契？

1949年8月，周均时不幸被捕入狱，关押在白公馆。在狱中，敌人对他诱降不成，刑讯不屈。周均时常和同狱的青年周居正交谈，不仅向他讲述科学常识，还劝告他：如果有出狱之日，一定要学好科学。这位手脚披枷的物理学家在狱中也不忘民族大业，常常谈论“今日中国为何落后”的话题，并提出“将来汉字要改革”这样的先知卓见，其精神风貌可见一斑。

周均时人生的谢幕在松林坡上完成。1949年11月27日夜，他被单独押赴松林坡枪杀。走在生命中最后这段路上，他镇定自若，不改常态，眼神平静得就像星空下的海。

他殉难后，时任《世界日报》的总主编陈云阁为其叹道：“一生襟抱未曾开，虚负凌云万丈才。”其情凄凄，其言可惋。但先生一生仰察数理、俯恤时运。

作为一名教育家，他培养的学生人才辈出，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接续奋斗；作为一名民主斗士，他的鲜血染红前夜，但黎明终于到来。

薪火相传——不仅是周均时先生之于戊戌六君子，之于邹容先辈，还是我们之于他。先生襟抱所托、志业所寄，仍待后人驱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