历史上，中国文人的漂泊多与仕途、战乱有关，总是出于被动。变乱不定的漂泊之旅中，心怀复杂和郁结的愁思，他们感怀人事，酝酿出那些流传后世的文字。于是，我们听见寒山寺的钟声，望见剑门关的细雨。艾芜，便是如此。

艾芜，这个后来的“流浪文豪”，选择离家出走去流浪时还不是一个文人，或者说，还不是一个作家——而只是一个满腔热血的知识青年。1925年的夏天，二十一岁的艾芜收拾好包袱，清点好行装，踏上南行的流浪之旅。

和那个年代大多数知识青年一样，艾芜前二十余年的人生按部就班，流浪看上去似乎是另类甚至出格的选择，但他的出走理由却很简单——为了逃避包办婚姻。除此之外，正如他在回忆录里所写：“蔡元培说的‘劳工神圣’，简直金光灿灿地印在我的脑海里。”（“劳工神圣”出自蔡元培在北京天安门举行庆祝协约国胜利大会上的演说词，其中认为凡用自己的劳力，作成有益他人的事业，不管是运用体力还是智力，都是劳工，而我们要认识自己劳工的价值。）既为了反抗包办婚姻，又为了践行“劳工神圣”、“半工半读”的社会理想，他从成都出发，一路南行，漂泊六年，途经云南、缅甸、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泰国，最终辗转到达上海。

流浪路上，他在昆明的红十字医院里做过杂役，在缅甸克钦山的茅草地一带当过马店伙计。白天，他听见从八莫寺庙传来的念经声；夜晚，他捧住异乡的“散碎月光”。他所接触的形形色色的江湖中人，是同他一样的流浪汉，是贩夫走卒，是在刀尖上活命的走私者，是穿梭在边地商道上的赶马人。

一个年轻人，抛下一切离家闯荡，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？对一个身无分文的流浪汉来说，有上顿没下顿是常有的事。不仅如此，艾芜还曾病倒在异国街头，所幸被同乡人收留。很多年后，回忆起那段流浪时光，他坦言：“（年轻时）由于对劳工神圣的简单认知，便用一种豪爽和愉快的心情，坦然接受着一个劳动者在旧社会里所能遭到的一切苦难。”流浪，这个理想得近乎天真，热血得有些“上头”的选择，或许只可能由青年时期的他做出。

启程去流浪时，写作并不是艾芜的既定目的；但最终，沿途所见的异域风光和“化外之地”的人与事，反哺了艾芜的文学创作，造就了一代“流浪文豪”。五四以来的文学传统向西方看齐，启蒙主题指导下的写作只把民众视作被唤醒、被化育的对象，而不是被书写、被关注的目的。后来，左翼文学兴起。左翼作家们放弃了知识分子的启蒙姿态，强调深入群众，歌颂劳动人民。

1931年，艾芜参加左联，任重庆大学中文系教授。在此期间，他南行之路上所见证的底层人物的“朦胧的反抗冲动”终于在他笔下生根、发芽、开花。

一个作家的文学容量往往与他的生命容量息息相关。南行见闻成为艾芜的灵感源泉，于是，群山万壑、江流奔腾、瘴雾弥漫、松林蓊郁，这些滇缅之地的异域风光自他的笔下铺展开来。他写鸦片、走私、殖民……这些扎根边地的恶。他写为了生活残忍抛弃同伴的山匪，写被殖民者羞辱的傣族少女，写接连面对生活苦难的寡妇。在他笔下，公馆少爷和丫鬟私奔，老人被仇恨蒙蔽而丧失理智地杀人，店主讨好洋官但最终仍被野蛮地压迫……从他的“边地书写”不难看出，南行六年如同艾芜的“gap year”，他发现了边地的社会真相，发现了底层人民的生活逻辑，发现了真正的生命之义。

意义就是——如他在《人生哲学的一课》里所写，“就是这个社会不容我立足的时候，我也要钢铁一般顽强地生存。”

这或许是一个常人看来再寻常不过的道理，但艾芜却用了整整六年的流浪时光去真切地发现、经历并相信这个“意义”。二十一岁，他抛下一切去流浪，虽然天真，但也对理想足够真诚。

回想到自己，二十来岁的我们，又正面对着什么，追求着什么？那种独属于年轻人的意气和勇气，我们还拥有吗？叩问生活的意义，究竟只是深夜里偶尔发的“网抑云”，还是根植于心的坚定信念？

生活不可能是一场场没完没了的出逃，足履所往，皆是生命意义的重新发现与新的人生观的践行。或许艰难的生活永无止境，但因此，生长也将一直延伸。所以请允许我们在人生中拥抱至少一次“流浪”吧。这并非是逃避生活，它将我们抛向真实的命运天空，给予我们更多的机会走向广阔，在勇气的充盈中感受鸟群诚挚的飞翔，走向永恒的生活与自我的成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