杜承南，1934年生，笔名小牧、江南雨，安徽蚌埠人，翻译家，诗人。曾就读于清华、北大、北外三所大学，重庆大学教授，美国冈查加大学客座教授，前南联盟贝尔格莱德大学特聘教授。现为中国作协会员、中国译协理事、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常务理事，重庆翻译家协会会长、重庆莎士比亚研究会名誉会长。出版译著《普希金诗选》《英美名诗选读》《爱的诗行》等二十余部。

1957年进入重庆大学，先后在重庆大学人文与艺术学院、新闻学院任教，退休后居于重庆大学松林坡。

见到杜承南老先生时，他穿着一身唐装，里面是一件有些旧的毛衣。

年逾八十的杜老先生微微向后靠在沙发上，说：“你们先来self-introduction”。

杜老先生住在八楼，没有电梯。看着爬楼上来满头大汗的我们，先生挪着步子把他新作的《养生歌》给我们，说经常锻炼对身体好。先生近九十高龄，精气神儿着实很好。走进不大的房子里，书柜里的、堆起来的书就占了一大半。简陋的屋伴着先生爽朗的笑声，一种“虽是陋室，惟‘师’德馨”的感动油然而生。

“我今天特意穿这件毛衣是有原因的”。说着，先生拿出了一张照片。照片是在欧洲讲学时拍的，当时的杜老先生站在开满花的树下，满脸笑意的看着镜头。20年过去了，先生还是穿着这件毛衣，依然是满脸笑意地接受采访，侃侃而谈。

杜承南先生在欧洲讲学时的照片

已到耄耋之年，先生还是每日坚持读书看报。书桌上放着当日的报纸，上面还有红笔的批注。“我每天坚持读四份报纸，每日不断。上次送报的小燕都说这栋楼只有我一人订报了，你们年轻人都不看报了吧。”

杜承南先生订的报纸

先生虽已退休，但仍能熟知最近发生的国家大事。每天都读书学习的好习惯也让他保持着良好的记忆力，张口就能背《长恨歌》，边背边品味诗的韵味。

杜承南先生讲起《长恨歌》

除了读书看报，先生还坚持每天早起，“我年轻的时候爱打乒乓球，爱游泳，我当时参加乒乓球比赛还得了奖呢！”。去年，杜老先生刚做了白内障手术，可提起这些，“去年进了四次医院，倒霉得很咯！”。先生只用倒霉两个字概括了所有病痛，说完，又是一阵哈哈大笑。

杜先生随遇而安的淡然，是岁月不可磨灭的文人风骨，如同饮浓厚的茶，有着风霜与风骨兼具的涩与香。

采访前一天，杜老先生专门打电话来问我们是否已经知道了地址。怕我们找不到路，又强调了一遍地点，还用英语又说了一遍门牌号。挂电话前，老先生用标准的英语发音在电话那头说：“see you tomorrow”。交谈中，先生也总是时不时把他的话用英语或者俄语重复一遍。

先生讲了一会儿就在比人都高的书堆上翻出一本书。“你们看看，这本书是我译的。”老先生拿出的，是两册《外国名诗选读》。细细翻看，里面有俄苏和英美的诗歌，包括普希金这样的名家之作。

杜承南老先生1955年从北京大学外语系毕业，后又毕业于北京外语学院研究生班。对于为何要选择翻译和文学，先生只是笑着说了一句“从小就喜欢”。这份喜欢流淌进血液里，便让这位老人从头到脚都透着“择一业而终一生”的坚定。

老先生与我们交谈时就和在教室讲课一样，喜欢与学生互动，时不时提几个问题考考学生。就像交谈之间他会突然问：“鸳鸯用英语怎么翻译，考考你们？”没有得到满意的回复，他就开始解释“鸳鸯嘛，哎，就是love bird，因为与爱有关，懂了没？”

一问一答间，仿佛又看到多年前的杜老先生站在教室讲台前滔滔不绝。

在重庆大学任教时，杜老先生主要开设俄语、英语和中文三门课程。除此之外，他还负责给学生出一些考题。空白的考题卷，先生现在都还珍藏在柜子里。发黄的考卷显出一些时代感，其中还能看到在汉译英中有翻译诗词的题目，比如“红豆生南国，春来发几枝”。

杜承南先生谈起古文与翻译

杜老谈到，一般汉语言文学学得不错的，外语就不太行；外语学得好的，古文又往往不精通，这是一个问题。所以翻译诗歌就成了一大难题，怎样将一国文字译成另一国文字，又能译出诗的韵味，译得“神形兼备”，这无疑是很难的。

而这样的难事，杜老先生却是干了一辈子。将外国的诗歌译成中文，又将中国的诗歌译成外文，杜承南老先生一生都在尽力扩大语言文学的“边界”。

杜老先生任职重庆大学后，曾先后到美国和欧洲访学。当时，很多人出了国就不回来了。为了让他留在美国，住宿没有冰箱，有人送来；出行没有自行车，有人提供；信了基督教，就有面包和牛奶。

在这样的环境下，杜老先生还是坚持要回到祖国。“不回国是不行的，我的根在中国。”如今听起来简简单单的一句话，在当时却需要巨大的毅力。文学没有国界，但文人有自己的祖国，这份毅力和勇气弥足珍贵，于国家是如此，于重庆大学亦然。

先生毕业后就被分配到了重庆大学。由于全国院系大调整，当时的重大没有了文科专业。精通俄语和英语的杜老先生感觉似乎有些“英雄无用武之地”了。摆在杜老先生面前的是一个大难题——建立重庆大学的文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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